【市民讲故事】妇女用品商店：一条轰动上海的百褶裙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淮海路上有两家店都是“女同志往里厢轧，男同志立外头等”。以至于回忆起男士们在店门口尴尬而局促地等待老婆、女朋友的盛景，人们用了类似的描述：一排男同志立在店门口，背朝里、脸朝外，吃香烟的吃香烟，看报纸的看报纸。
这两家店，一家是妇女用品商店，一家是古今内衣店。我们甚至做了一个“实验”：只要提到其中的一家，不少男同胞就会“自然而然”地联想到另一家。
难怪专栏作家马尚龙要说：“这么多年来，提到淮海路，就要提它的情调，细细想来，淮海路真正的独一无二的情调，都和女性有关，古今是一家，还有一家当然是妇女用品商店了，淮海路的情，就是被她们调出来的。”
今天是三八妇女节，我们就来看看“妇女用品商店”的故事。
女同志往里厢轧，男同志立外头等
1957年，开业才一年的妇女用品商店外街景
“看看羊毛衫”，一对六十岁左右的夫妇沿着淮海路往重庆路方向走，他们嘴里还吃着隔壁特产商店买的猪肉脯，正走着，阿姨朝身旁的店铺望了一眼，发现里面是妇女用品商店的羊毛衫柜台，径直走了进去。
爷叔跟着阿姨跨上店门口的台阶，脸上笑眯眯的。但在逼近玻璃门的时候，他陡然转了个身，面朝着喧嚣的马路开始静静等待。这一系列的动作没有犹豫或是不耐烦，仿佛是多年来的习惯。虽然他手上拎着的是一个玫红色无纺布环保袋，但身后的妇女用品商店却是不进去的，就像这座城市里许多跟他差不多年龄的男人一样。
“这两年好点了。老早阿拉商店门口上街沿，一排男同志立着吃香烟。”上海妇女用品商店的办公室主任史雯说。
时光倒退一二十年，上海男人是习惯止步于门外的。谁让店名上赫然写着“妇女用品”这几个字呢？“女同志里厢买物事（东西），男同志立外头等，这种观念老老明显的。”史雯的同事、会计信息部副经理韦羽杰说，“特别是三八节的辰光，交交关关（许许多多）人。女同志因为要人相帮参考，把屋里厢（家里）男同胞一道拖过来买。女同志往里厢轧，阿拉店里厢小，男同志不大欢喜轧进来。有的辰光，女的‘哗’冲出来：‘侬进来看！’‘哦！’男的进来看好，‘好好好’，再轧出去，又立在外头等了。”
韦羽杰1979年进店工作的时候，还是个24岁的小伙子。在此之前，他自己也从来没有走进过这家商店。“‘妇女商店’，我不可能进来看的呀。进来做生活（工作）也不是讲难为情，就是觉得老怪的。”
这家专门针对女性的商店创建于1956年，据说商店的创立，是响应了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的号召。她提出“妇女能顶半边天，妇女同志也要有自己的商店”，于是上海、北京、西安三个城市分别开出了三家妇女用品商店。
初进店时，作为一名男营业员，韦羽杰被分到服装柜台。“阿拉男营业员实际上蛮多的。”他说，“但是内衣柜台一般男同志是不派进去的，（否则）弄了大家尴尬。当然到后头（站内衣柜台的男营业员）也有了，东方商厦先开始的。有的女客人买内衣倒是欢喜男同志做参谋啦。阿拉这里也有个男同事，头颈里挂一根皮尺，帮人家尺寸量好。现在已经退休了。”
雪花呢大衣、织锦缎棉袄、露美牌化妆品
60年代，妇女用品商店员工在门外做操
在韦羽杰的印象里，上世纪80年代初，上海小姑娘“办事体”（结婚），喜欢来妇女商店置办行头、嫁妆。“上海人结婚，假使讲是冬天，必须要穿呢大衣。”他回忆说，现在店里卖皮鞋箱包的“皮具商场”，当时一半卖服装，一半卖呢绒，“呢大衣柜台总归拣两个老漂亮的女同志去”。
结婚必备的呢大衣，分两种面料。“一种叫粗花呢大衣，品质相对来讲比较差一点。最热门的叫雪花呢大衣，料作不是全黑的，里厢掺了一根根银丝。这个穿了呢，当时来讲派头老大了。”至于款式，“老普通呃”。领子有“铜盆领”和“青果领”。——这种叫法现在不大听得到了，像是40岁以上年纪的人才懂的“切口”。——衣长分两种，80厘米的短款，以及到膝盖以下的长款。“上海小姑娘不是老高挑，买短大衣的多一点。”
呢大衣里面，还要配一件织锦缎棉袄，“必要有呃”。相比大衣沉闷的黑色，织锦缎的颜色要鲜艳、丰富得多。“棉袄是中式的，缝一字扣。有的是薄呃，有的里厢夹骆驼毛、骆驼绒，保暖性很好，棉花的不上档次的。”
那时，几乎没有小夫妻是一起逛马路置办行头的。新郎、新娘通常由各自的父母陪去买衣服。“埃个（那个）辰光观念不一样。阿拉读书辰光，男女之间是不打招呼的。上趟老同学毕业41周年聚会——现在蛮行（流行）的——大家讲起来:‘哦呦，当时阿拉想跟侬讲，不敢讲。’哪怕谈朋友，一个在马路这边走，一个在马路对过走，生怕被人家碰着。碰着以后传出去，好像觉得老难为情的事体。所以哪怕是成功了以后，买东西也是自家爷娘（爸妈）陪了一道来买。”韦羽杰说。
之所以要跟父母一起来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要让父母掏腰包。“倒也不是‘啃老’。棉袄最便宜的39块、40块。雪花呢短大衣，最便宜的72块。侬想想看，小青年即使工作了一段辰光，也只有36块工资，买啥物事呢？所以只好跟爷娘来。”
既然来了，这织锦缎棉袄和雪花呢大衣，“新娘子跟妈妈都要配的，屋里厢有人办大事体了呀。”上海人对这一身行头还是很看重的。“不是这样办呢，跑出去人家讲‘这家人家老小气的，没钞票，穷来兮的’。上海人有个特点，就是要面子。跑出去样子都老好的，实际上屋里厢老苦的，房子小得来不得了。”韦羽杰笑着说，“赵丹拍的那只电影，《乌鸦与麻雀》，就是的呀。伊穿西装，里厢白衬衫，天天都老挺的。跑到屋里厢一脱，里厢衣裳都是半截头的！”
这些大衣、棉袄都是加工厂专门为妇女商店做的。“阿拉下头有交关加工厂，实际上就是前店后工厂。”当时，上海几家大的百货公司都有自家经营的服饰，“时装公司有时装公司的牌子，第一百货有第一百货的牌子”，不少新娘子喜欢来妇女商店，是看中了这里的“一站式服务”。“阿拉店面虽然小，但是女同志假使要办事体，基本上陪嫁的物事都买得着，比方说宝屐牌、蓝棠牌皮鞋，凤凰牌毛毯，被头、被面、被夹里，绒线，化妆品……”
一套17件的露美牌化妆品也是结婚时必备的。“上海家化的这个产品，里厢有护肤品、彩妆、香水。”韦羽杰回忆说，“这一套物事呢，老派用偿的。侬买着了以后，千万要囥囥（藏）好。可能侬亲眷朋友结婚，要问侬借的，因为这一套价钿蛮贵的，要六七十块。但是当初只要家里有人结婚，借也要借一套放在玻璃柜里。侬不摆呢，人家跑进来一看：‘哦呦，这家人家结婚，迭个物事（露美）也没呃嘛！”
一条轰动上海的百褶裙
80年代妇女用品商店展销会，柜台前挤满了手捏钞票的女顾客
上世纪80年代，妇女商店里卖的大多是上海制造的产品。“上海人蛮认自家牌子的，而且埃个辰光上海品牌确实好。”韦羽杰说。不过在他的记忆里，妇女商店在80年代中后期卖得最火爆的两件产品，倒是他们特意从温州、广州物色的。
“当时上海还比较固化，不像外地有些城市已经老开放了。阿拉听讲温州有交关新颖的料作，本来想进过来自己加工。”那时已经转到业务科的韦羽杰跟同事一起去温州考察，走在马路上，首先被温州的姑娘震撼到了。“温州不是出皮鞋的吗？每家人家都帮厂里加工皮鞋。跑过去一看，二十几岁的温州小姑娘，口红涂好，指甲涂好，然后就坐在家门后钉皮鞋。我跟同事讲，这种现象我真是不可想象。在阿拉上海，这个是老头子做的生活。侬叫个上海小姑娘这样做，杀脱伊也不肯。但是温州小姑娘漂亮也要的。上海埃个辰光涂口红还没唻，顶多涂涂胭脂，面孔上头两垛粉，像只圈圈一样的。”
再一看，人家的裙子真漂亮。“当时上海的裙子都是比较老式的，一抹色（一种颜色）的，以深颜色为主。温州那边是花式的，一条百褶裙，白底上头一朵朵花，红的、紫的。它是涤纶做的，外头一层老薄的，里厢一层是衬裙。这样一透呢，颜色就显得老漂亮的。”韦羽杰说，“温州靠海，很多做面料的设备从韩国、台湾进来。上海当时没这种概念，只有在友谊商店才看得到外头进来的物事，但是友谊商店一般人跑不进去的。阿拉跑到温州一看，觉得伊拉裙子老赞老赞呃，直接寻到厂订了合同，裙子做出来直接卖。”
这批百褶裙进到店里，用韦羽杰的话来说，“几乎整个上海滩轰动，每天排队，门没开人就来了”。为了控制人流，商店只好采取单向通行措施。“从弄堂里厢后门放人进来，前门只好出去。人家老清老早就来排队了，哇啦哇啦，反正（培文公寓）上头居民也苦煞。买好以后老开心的，跑出去嘛，蹲了门口把裙子拿出来看了。旁边马路上头人看到，好了，又来排队了。总归来一批货色就抢光，来一批就抢光。”
那时，大家还没有撞衫的概念。偶尔在路上看到有人跟自己穿同样的“爆款”印花百褶裙，反倒有些惺惺相惜的感觉。“埃个辰光觉得：哎呦，迭个人跟我穿了一样呃嘛。”韦羽杰说，“不像现在要想了：撒气（讨厌）伐？好不容易买了件衣裳，伊跟我穿得一样呃。明朝不穿了。”
第二件热销的产品是从广州进的“汗衫”。“实际上就类似于现在讲的T恤衫、广告衫，上头印了各种图案。埃个辰光天热，上海人穿圆领衫，印花不大有的。那批汗衫面料也不错，进口的，棉占大多数，带一点点涤纶，所以洗起来干得快，挺括，不用烫。面料也是进口的。”
“汗衫”进到店里，“又不得了，几乎是轧天轧地”。美中不足的是，卖到后头，“出现问题了”。为啥道理呢？原来当时上海的汗衫、棉毛衫尺寸是讲“公分（厘米）”的，广州则已经开始按照L号、M号、S号来划分服装尺码。由于全国还没有统一的尺寸标准，从广州进过来的“汗衫”对于上海女人来说偏小了。“S号买回去不好穿，绷在身上。到后头就削价买了。”
不管怎么说，这两件产品为妇女用品商店在上海的百货界扎了记台型。“侬去问问其他百货公司里厢像我这个年龄的人：妇女商店当时有哪里两样物事出名啊？伊拉都晓得的。”韦羽杰说。